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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翰:推手理论的发展

2011-10-06   吴文翰
核心提示: 太极拳推手的启蒙理论是署名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等文。广平府永年县的武澄清(1800一1884)于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得...
  

 

   太极拳推手的启蒙理论是署名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等文。广平府永年县的武澄清(1800一1884)于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得中进士,出任河南省舞阳县知县,在该县北舞渡镇(水陆码头)一家盐店得到王宗岳的遗作,授予乃弟禹襄带回原籍永年。从此,王宗岳的拳论成为武、杨两家拳技核心理论,在此基础上拉开了太极拳研究发展的帷幕。

   武禹襄与同乡友杨禄禅(1799一1872)在研究创新太极拳术时,更注意理论的提炼与实践结合,常与精通武艺者相搏,印证其技。在“实习实行”中不断概括总结,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吸取兵家、医学、技击、养生等学科精华,写出《打手要言》、《四字秘诀》、《身法》等拳论。在他的影响下,其长兄武澄清写的《打手论》,是最早介绍太极拳推手运作方式的说明文章。他的《释原论》是最早阐释王宗岳《太极拳论》的著名之作。禹襄的二哥武汝清(1803— 1887)写有《太极拳结论》,文中总结的“打闷劲”,“打来劲”和“打回劲”,是太极拳家最早总结出的推手发劲要旨。武禹襄的长甥李亦畲(1832一 1892),次甥李启轩(约1835—1899)都随禹襄习拳,研究理论,均有著述。李亦畲晚年将王宗岳、武禹襄和他的著述整理成册,俗称“老三本”,成为太极拳传世经典。

    在一个家族中,由两位进士(武澄清、武汝清)、一名举人(李启轩)、两名秀才(武禹襄、李亦畲),两代人研究太极拳艺,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情形不仅是太极拳史,就是整个武术史上也是罕见之举。由于武、李都是诗书传家,所作拳论,不仅是拳艺的指导理论,也是教人处世的箴言,如“立身中正安舒,支撑八面 ”,“立定脚根竖起脊,拓开眼界放平心”等等,是行拳之理,更是人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之道。武禹襄等人“引文入武”,将祖国传统优秀文化与拳艺相融合,使拳艺趋向高雅,富有浓郁的文化色彩,太极拳不光是拳技,还是艺术、学术,初步形成了太极拳文化现象。在其之后,太极拳苑中人才辈出,学者型的大家纷纷登场。
杨禄禅与“三武”私交甚厚,他的次子班侯(1837一1892)又是武禹襄的学生,和李启轩年龄相若,情谊融洽,故禄禅父子遂得武氏赠与的王宗岳、武禹襄之拳论。后来武汝清任职刑部,又荐禄禅到京师旗营等处教拳,太极拳得以广为传播。杨门传人也写有不少拳论,散见于有关著作之中,归纳起来约30余目。其中《八门五步》、《沾粘连随》、《顶匾丢抗》等均为太极拳传人熟知之拳论。

    这里着重说说署名杨班侯和杨少侯的《拳论》。

    1958年,牛连元的弟子吴孟侠和子吴兆峰编著的《太极拳九诀八十一式注解》,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首次公布了杨班侯遗作拳论,引起太极拳界的极大关注,被誉为“字字珠玑,句句锦绣”。后来吴孟侠的弟子喻承镛又把尚未公开的两诀献出,使之更为完备。

    署名杨少侯的《拳论》,我是在近些年出版的太极拳书籍中看到的。一为《打手五字诀》:薄、顺、短、脆、远:一为《十字诀》:准、是、稳、脆、真、恰、巧、变、改、整。署名杨班侯、杨少侯的拳论面世虽晚,但班侯、少侯叔侄一为清末、一是民初的太极拳大家,故提前予以介绍。

    在杨、武两家及传人的努力下,到清末太极拳在理论和推手技巧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共识是:

    1、在理论上崇尚王宗岳和武禹襄、李亦畲的拳论。

    2、强调拳势(走架)是练体,足推手的基础;推手是练用,是拳技的实践。

    3、太极拳家与人交手不主张“先下手为强”,以重御轻,以快制慢。而要以静待动,以柔克刚,借力使力,后发先至,寓反击于防守之中。在技术上形成了先化(防)后打(攻)和即化(防)即打(攻)。

    4、走架(练习拳势)要“心为令、气为旗、腰为纛”(武禹襄拳论),遵循拳理要求,做到身法正确,拳势合度,在外是轻灵圆活,松柔缓慢的拳势演习,在内是以心行气,以气运身,气至身动,意到形随,导致内外相合,肢体协调,练出“根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武禹襄拳论),一触即发的内劲。这种锋藏于内,含而不露的表现形式,成为太极拳不同于别家武术的最大特征。

    5、推手强调认真遵守以掤履挤按、采捌肘靠、进退顾盼定十三势、组成的这一独特的训练方式,严格按照《打手歌》的要求,通过推手训练熟练地掌握太极拳的技法,依据时代需求,太极拳推手成为“制人而不伤人”的“文明竞技”手段。

    太极拳推手“以静制动”、“舍己从人”、“后发先至”技术的形成,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清代自道(光)咸(丰)以来,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在军事战略上逐渐形成“以静待动”、“后发先至”(借用太极拳术语)。最明显的是“平捻之役”。捻众以骑兵为主,拥数万之众,出没于皖、鄂、鲁、豫、秦、晋诸省,来往倏忽,宛如暴风骤雨,使清军疲于奔命。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自持蒙古骑兵之优势,采取以快制快、以动制动的战术,拟在游动中捕捉战机,消灭捻众。不期事与愿违,反为捻众所创。后继者曾国藩根据客观形势,制定“以静待动”“后发先至”的战略。他的学生李鸿章采取“驱之于必闲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梁启超《李鸿章传》32页海南出版计出版),终于成功。武禹襄博览史书,长于才干,名闻当道。他的两位兄长都是清廷官员,其长甥李亦畲曾在后为河南巡抚的郑元善幕中参赞军机。他们熟知当时的军政形势,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的治军方略,化用于太极拳推手理论之中是顺理成章之举。

    随着时光推移,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太极拳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得到了很大发展。传播区域自北而南,北到辽沈大地,南至珠海流域,都有爱习太极拳的人士。这一时期,杨派太极拳发展最快。在杨派中尤以杨澄甫(1883~1936)课徒最多,因而太极拳的理论著述大多出自杨派。杨澄甫在王、武、李等前贤拳法理论基础上,结合个人心得口述之《太极拳之练习谈》(张鸿逵记录整理)、《太极拳术十要》(陈微明记录整理)、《论太极推手》(陈微明记录整理)影响很大。他的《论太极推手》,无异给太极拳推手下了一个定义。在他的影响下,黄元秀、陈微明、董英杰、
郑曼青、李雅轩等都有著述,对太极拳推手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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