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起他，人民就这样说：“他是地下党员，曾用武术掩护过地下党的革命活动；解放初期 当过上海黄埔区的第一任区长，做过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太极拳教师，许多领导同志跟他学过拳；对武术理论颇有研究......”

　　老革命、老武术家......光这两个头衔就会使人想起许多传奇故事。

精一家学　采百家长

　　一辆陈旧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晃动着，行驶在旧上海的马路上，电车靠站，一位个头短小的少年匆匆下车。少年的身后尾随着一个彪形大汉——令人厌恶的“包打听”。

　　少年回头一看，“包打听”凶狠的目光正瞪着他，少年的心怦怦地急跳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钢材在电车上怎么得罪了这个特务。他心想：“糟糕，今天可要挨一通打了。”虽然，这少年从十一岁就拜师习武，但哪里是眼前这个身高马大的“包打听”的对手呢！

　 “包打听”气势汹汹的走到少年眼前，用寒光逼人的眼睛，从头到脚大量着少年，眼看，他就要动手了，但突然间，他紧握的拳头松开了。少年发觉，“包打听”的目光正落在他抱在胸前的几本厚厚的洋文书上，仿佛那几本洋书是一堆烫人的火，灼伤了“包打听”的眼睛。他眼神里的凶狠之光，渐渐消失，而流露出一种畏惧之色。“包打听”转过身，悄悄溜走了。

　　起先，少年还有几分惊讶，不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包打听”被那几本洋书给吓住了。少年望着消失在人群中的“包打听”的背影，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他感到莫大的羞辱和痛苦，“包打听”怕是洋人呀！他心里想：“要是他怕我的功夫该多好呀！”

　　这位少年就是顾留馨，当时刚满十六岁，这次与“包打听”的路遇，虽然是一瞬间的事，但“包打听”那双见“洋”就怕的目光，却使他陷入了沉思，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不知看到过多少洋人耀武扬威，随意打麻欺侮中国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真希望自己能想水浒英雄和古代武林英雄们那样身怀绝技，去收拾那些横行霸道的洋人和洋奴们。

　 “练武防身”“练武救国”的思想，也许正是从此时在这位少年的身上萌动、滋长。他决心遍访名师学以武艺。

　　他的第一位老师姓崔，山东济南人，是他十一岁时在私孰里拜的。第二个老师叫宫荫轩，办过“普及武术社”，他创办“中国国技传习所”，顾留馨慕名而来从学“六合拳”，正式拜过和没有正式拜过的老师，加起来有十多个。

　　学杨式太极拳，他跟过四个老师：陈微明是启蒙老师，后来拜武渭川为师，请又益于杨澄浦、杨少侯；在精武会学吴式太极拳，跟过两个老师：徐敬一、吴鉴泉；陈式太极拳是跟陈发科学的。他还跟孙禄堂学形意拳、八卦掌；向田瑞芳、靳云亭也请教过形意拳。除了拜名家为师之外，他还结交了几个好友，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研习武功。一个朋友叫林济群，四川南充人，跟他学了四套拳、两套枪，一套棍、一套剑，据说是“内家拳”。一个朋友叫田煜荣，摔跤的，是清廷善扑营老师传的艺。顾留馨跟他摔跤总输，这位朋友坦诚地将摔跤的诀窍告诉他。并和他练推手和劈剑。还有一个朋友叫傅彩轩，体重二百斤，绝招是“拦手门”，后来搬到　　家贴邻，每天三点起床跟顾留馨一起练武。

　　他认为，推手是太极拳的灵魂，太极拳存在三百多年，主要是有推手，不练推手就不懂得什么是太极拳。武功应该练得超过人，但不要伤人，要放人家，让人家感到你有功夫就行了。

　　他真正相信太极拳，是二十岁以后的事了，在学了两年太极拳之后，他有幸见到了杨家兄弟。杨澄浦身材魁梧，推手很厉害，他发劲速度快，落点准，内劲足。其兄少侯，眼神特别厉害，一望着他那双传神的眼睛，就会情不自禁的不敢和他交手。他的散手功夫好，拿跌掷放，兼施并用。顾留馨尝过味道，才对太极拳有了信心。

　　当时的武术界门户之见很厉害，但顾留馨拜了那么多位老师！他真恨不得编访天下高手，一次，他书赠日本友人一条条幅，上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奇其气，采百家长，可传乎神“。这条幅正可以作为顾留馨博采众学精神的一个生动注脚。

他和他的辩护律师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唐豪发起组织了上海国术界救国大会。顾留馨参加了这个组织，与唐豪交往更加密切，唐豪曾留学日本，是学法律的，但也学习了日本的劈刺。顾留馨常常跟唐豪练习劈刺。起初练劈刺，顾留馨总是唐豪的手下败将，因为他将套路，往往头身躲开了，腿却挨劈。这使他感到，练武不能光讲理想化的拳架子，而应当重实用。

　　顾留馨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爱看进步书籍，象柔石、胡也频的小说，他都爱不释手。1934年，啊在上海国际电台工作期间，加入了共青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担任了职业界救国会的常务理事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常务干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

　　当时，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会员常有被捕、被审的，顾留馨就请唐豪当义务律师，唐总是欣然接受委托。唐豪实际上已成为职业界救国会的义务法律顾问。沙千里与唐豪原不相识，鉴于唐豪敢于仗义执言，曾约顾留馨同去唐豪家中致谢。1936年十一月20日，救国会的沈均儒等“七君子”，因爱国有罪，被捕入狱。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作出决定，派二十一人持呈文去苏州高等法院请求释放“七君子”出狱。法院拒绝接见，只让派五个代表进去。顾留馨作为代表之一，手持呈文，向法院据理力争。后来法院说他是沈均儒等案的证人，给他发了“传票”，后来又以其没有“苏州保人”为词，被扣压入狱。

　　这事引起公愤。上海各界救国会发动群众去苏州法院责问：“为什么扣押证人？”

　　法院当局慑于群众压力，不得不同意释放顾留馨。1937年4月3日，“七君子”案被提起公诉，顾留馨等也被列为被告，被同案提起公诉。顾留馨请唐豪等为他的辩护律师。

　　在法庭上，唐豪把检察官驳得哑口无言。后来，法官急了，企图以散发“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来治罪。唐豪义正词严，要检查官当庭拿出证据来，检查官拿不出来，窘极了，不得不将顾留馨放了。

　　在保释期间，到苏州法院出庭时，顾留馨和唐豪还到关押“七君子”的监狱里表演过一次劈刺。

　　那次，唐豪和顾留馨带着剑具和护具，在看守所的院子里对刺，除史良被关在女看守所未能目睹外，其他六人都观赏了这两位爱国武术家的劈刺技术。他们看得很高兴，欢笑不已。章乃器练过内家拳，还写过一本名叫《科学化的内功拳》的书。他握着顾留馨　 手说：“我与顾兄同行！”邹韬奋更是大加赞赏，说：“我将来也跟你学。”

　　可以说，顾留馨与唐豪通过这次患难之交，情谊更加深厚了。唐豪重视武术理论的研究，写过许多武术著作，有独到之见。顾留馨后来潜心于整理武术资料，研究武术理论，是深受唐豪影响的。直到1959年一月唐豪去世前夕，他们还在通信探讨武术理论。唐豪死后，书桌上放着一封写好而未发出的信，这最后的信，就是写给好友　　的。

胡志明的太极拳教练

　　解放后，顾留馨在上海当黄埔区区长，后来又当上海市商业局办公室副主任，一个偶然机会才使他重操旧业。

　　1956年，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越。在那次访问中，贺龙同志兴致勃勃地与胡志明主席谈起了中国武术。胡志明因在内战时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睡眠一直不好。贺龙同志关于武术的一席长谈，使胡志明动了心。他向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提出，能不能从中国派一位教练到河内教他打太极拳。

　　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满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国家体委。顾留馨既是党员又是武术家，就被选中了，在国家体委安排下，在老武术家陈发科和李天骥等帮助下，经过一番准备，1957年春天，他也顾不上在上海过春节，就辞别家人去河内。

　　顾留馨到达河内的第二天，胡志明主席就很高兴的接见了他。顾留馨为胡志明订了一个月的学拳计划。可胡志明却说：“时间太短了，我想多学一点。”

　　顾留馨住在使馆，每天去胡志明住宅教拳。

　　胡志明说：“给你派一辆小车吧。”

　　顾留馨连忙说：“不用，不用，我喜欢骑脚踏车，给我一辆脚踏车就行了。”

　　从此，顾留馨每天骑车穿越河内街道，到胡志明住处教拳。

　　教拳的地方就爱胡志明客厅门外的一块草地上。参加学太极拳的有警卫、厨师、秘书等十来个人。本来，顾留馨是想单独教胡志明的，但胡志明说：‘我喜欢热闹，大家一起学吧！“

　　教了一个多月，胡志明的秘书对顾留馨说：”胡主席晚上睡眠好多了，看来是太极拳起作用了，现在他练得很起劲，清早起床就一个人在灯下练。“

　　胡志明练出了瘾，又叫总理府的人也练拳。他对顾留馨说：”你走了之后，就没有人会教了，你去教教他们。“一连三天，胡志明自己练完拳，就带顾留馨去总理府，顾留馨　 给大家讲述太极拳原理和要领，护志明亲自担任翻译。

　　本来说去教一个月，克五个月过去了，胡志明还不让走，他回国时，胡志明设宴欢送，并向这位中国太极拳家赠送了纪念品。

在贺龙家里

1958年冬末的一天，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来找他，对他说：“贺龙请你去教拳。”

顾留馨来到贺总住地，见到了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

　　贺龙是个性情爽朗的人，他见到顾留馨以后，说：“薛明跟你练拳，我的腰受过伤，转身转不过来，我只能练练云手。”说着，贺总摆出架式，用腾跳做了一个转身动作，他稳稳的站住之后，笑着问到：“我只能这样转身，你看我的功夫行不行？”

顾留馨点点头，从贺总腾跳转身的动作来看，是有武术功底的。

　　果不然，贺龙同志说：“我们小时候都练拳，那是真功夫，一个人能对付几个人，我们家乡的妇女都练过功。”

　　每次顾留馨教薛明练拳，贺老总都坐在一旁入神地观看，从前到后教了十多次，只有一次贺总忙于紧急公务未到场。贺老总对太极拳的关切，对夫人的深情，都给顾留馨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顾留馨还应邀到中南海、北戴河、广州等地给中央领导同志教拳。叶剑英，邓颍超同志都曾上门找他求教过。邓大姐学拳很用心，还从顾留馨那里借去陈氏太极拳书钻研了好多天。有一次，邓大姐在广州还请顾留馨到她住处看她打太极拳，给她纠正动作，她打完拳，又请顾留馨做示范，自己站在一旁虚心的一遍一遍的跟着做。

　　在北戴河时，有一天，一位老军人找到顾留馨，自我介绍到：“我叫叶剑英，请教一下太极拳。”又有一天，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大姐找到顾留馨，自我介绍说：“我是邓颍超，我学的是简化太极拳。”她指指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说：“我叫她跟你学，学会了回去纠正我的动作。”

　　在上海，宋庆龄副主席也曾请顾留馨去教太极拳。宋副主席练习很用心。她对松静自然、柔顺轻灵的练法很感兴趣，领会也很快，不久就学会了简化太极拳。

　　1961年春夏间，毛主席在一次大区书记会议上倡导老年人学打太极拳，许多领导同志都去找　 ，真可说是“门庭若市”，顾留馨看到这么多领导同志想学太极拳，心里很高兴，总是有求必应，不顾疲倦地去教授拳艺。

余生书斋写拳经

　　1958年夏，顾留馨当了上海市体育宫主任，专抓武术工作。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广、普及武术和研究武术理论上去了。他在体育宫开设了杨式、吴式、陈式、武式和孙式太极拳班，还办了形意、八卦、少林拳班等十三个班，培养了许多人才。

　　其实，顾留馨也注意处处学习，刻苦钻研。他创办了武术班，虽不教拳，但喜爱和会推手的学员经常研究推手技术。这为他后来在太极拳中阐发推手理论吸取了养料，积累了经验。

　　在北戴河期间，他同几位著名医生在一起，虚心向人请教，获得了不少医学知识，在广州教拳时，他利用课余整理陈鑫的太极拳著作；他也曾为扼要说明太极拳的缠丝劲法而苦苦思索，几天才学了几百字的说明。

　　工夫不负有心人，至今他已正式出版了与沈家祯合写的《陈式太极拳》、与唐豪合著的《太极拳研究》《怎样学习太极拳》《太极术》和《炮拳》等七本武术专著。为我国的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古稀之年后，他写书的心情更加迫切。

　　顾留馨不仅对武术有见解，而且年轻时还上过大学文科，古文的根底很厚实。据他一九二五年在上海文治大学的同窗好友回忆，年轻时读书刻苦用功，曾买了一部《庄子集解》，晚上一有空就捧读。有一次读书入迷，把一根燃烧的火柴丢进了纸篓，险些引起火灾。爱好读书的良好习惯，一直保持至今。他与上海图书馆长是熟人，体育宫与图书馆又是近邻。他常常到图书馆里借书看，而且一借就是一手提箱。为了寻找武术资料，他翻阅了二十四史等，一句一句地从中摘录，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尽管写书有不少有利的条件，但写作终究是件苦差事。

　　顾留馨那座落在愚园路上的两间房间，儿子结婚住了一间，白天静不下来，写作往往都在夜间进行。家人们睡觉时，他也跟着睡。可顾留馨睡上三个来钟头就悄悄起床，端坐书案前，凝思苦奋笔，有时一写就写到天亮。

　　顾留馨曾在一本著作的自序中，写下了写作的甘苦：“年已七十有三，还常常深夜写稿，颇有谈迁写《国榷》时：‘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的感触。”
　
　　顾留馨在《炮拳》一书后面空页上又写到：

　 “在中国武术史上，武术著作的生命，从来不取决与作者的名望，著作一经传抄或印成书本，都是凭借自身的质量和价值，来接受不同时代武术爱好者的检验。”
　
　　这个名字也有一番来历，人们在教授的为也的一篇序言中可以找到注释脚，原来初名，是白教授的当年建议他改为现名的。白教授用欣慰的口吻在序`言中写下的一段话：“现在留馨出其多年所得，著书立说，嘉惠后学，真可谓名实相符了。”

　 不过，自己并不满足，顾留馨最近写下两句话：“异代武术传佳话，余生书斋写拳经。”他决计一有生之年，为中国武术的发掘和研究，再尽微薄之力。